政府资助的科技创新

　　作者： 孙树强

　　人类社会出现持续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现象，工业革命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受马尔萨斯陷阱制约，人类生活水平基本都在生存线附近徘徊，没有大的改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轨迹，驱动力就是工业革命期间及之后涌现出的各种创新。

　　经济学中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积累面临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由创新所引发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或者提高了现有要素供给条件下的生产效率，改善了产品质量；或者将现有的生产要素应用于新的用途，创造出新的产品，从而扩大了生产边界，提高了产品种类，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乔纳森·格鲁伯和库尔茨创业教授西蒙·约翰逊合著的新书《美国创新简史》对美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创新脉络进行了梳理，简要回顾了二战期间及之后一段时间政府资助研发在美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出了私营企业进行创新的局限性。鉴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以及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创新支持力度的下降，他们的建议是政府加大对创新的支持，以重启经济增长引擎。

　　政府研发投入下降的经济后果

　　这本书具有强烈的问题和危机意识，书的自序题目为“写给每一位关心国家前途的人”。两位作者并非技术专家，而是从事经济学和管理学教学，因而本书是从经济增长角度阐述1940年以来美国的创新历程，而非研究具体技术的细枝末节。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在研发中的投入逐渐下降，并且似乎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后果——从二战到70年代初，美国GDP年均增长4%；70年代初至目前则下滑为3%，2000年以来进一步下滑至2%。

　　反观其他一些国家，政府在研发投入上显著高于美国，如奥地利、芬兰、韩国、瑞士等，同时作者也大量列举了中国政府在研发上的投入，以及取得的积极效果。所以他们认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研努力，正在危及美国在技术创造方面的领先优势。既出于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目的，也着眼于激烈国际竞争的现实，作者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改变目前的做法。

　　1940年代后美国的技术转型

　　从经济总量看，在19世纪末美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从创新来看，直到二战之前，美国并未遥遥领先，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依然落后于英国、德国、日本。例如，在战斗机领域，美国落后于德国和日本；在高射炮、鱼雷等领域，美国急于从英国获得相关技术细节；在雷达领域，至1940年，美国已远远落后于英国。

　　从教育来看，二战之前美国大学注重的是教学而非科研。1914年，哈佛大学的西奥多·理查兹成为美国首位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人，而此前已有14位欧洲人得奖；直到1932年，美国人才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此期间欧洲人又15次获奖。在20世纪初，最好的技术教育在德国、法国和英国。

　　美国实现技术转型要从麻省理工学院前副校长、工程系前主任范内瓦·布什说起。1940年6月12日，布什造访白宫并向时任总统罗斯福提议创建国防研究委员会，专注于武器研发。罗斯福在15分钟内就批准了建议，可以说，正是罗斯福不甚深思熟虑的快速批准，改变了美国的技术发展方向。

　　在经济学研究上，一般认为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既是由于被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也是二战期间的多项技术创新在战后对供给产生积极作用所致。布什领导的国防研究委员会在巅峰时大约有3万人，包括6000名科学家，美国三分之二的物理学家可能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国防研究委员会资助研发的雷达等技术对二战盟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战后经济增长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1945年，布什向白宫提交了题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建议政府持续提供大量经费资助科研。这里简单列举几个战时研发在战后产生经济效益的例子。

　　1953年，波音公司在军用研发基础上，推出了波音加油机和四引擎客机，随后，其他新产品定期出现，到上世纪80年代初，波音成为美国的主要出口商。

　　雷神公司在战时负责制造磁控管，由于无线电波具有加热能力，战后该公司利用这一技术制造出了微波炉，其原名为“雷达炉”。

　　在所有战时项目中，雷达无疑具有最长的产品衍生列表。商业航空、天气预报、微波电话、早期的电视网络等等，都受益于雷达技术。

　　作者认为，战后美国商业的成功得益于从最简单的非商业动机的研究中产生的发明，爱国主义和对敌人的恐惧，促使美国拼命尝试科学知识的新应用。获诺贝尔奖的美国人的数量，为美国研发力量的上升提供了佐证：1930年以前，90个诺贝尔奖颁发给物理、化学和医学领域，美国人只获得了其中5个；而1940年代，美国人摘走了30个诺贝尔奖中的14个。

　　私营企业创新存在的局限

　　在美国经济中，私营企业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但在创新问题上，作者认为私营企业存在几方面缺陷。

　　一是溢出效应、搭便车问题导致私营企业不愿进行研发。作者列举了1970年施乐创建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故事。该中心的科学家开发了一套微机操作系统，只需鼠标就可以在屏幕上导航，之前则需输入特定命令才能执行程序。史蒂夫·乔布斯认识到了这套操作系统的革命性，以每股10.5美元的价格向施乐提供了10万股苹果股票，换取学习这项技术的机会，之后，微软又从苹果学习了这项技术。苹果和微软从这项技术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而施乐则最后以每股28美元卖出了苹果股票，总共获利不到300万美元。如果企业无法获得研发的全部好处，甚至给竞争对手带来一定正面溢出效应，企业就没有动力进行研发。

　　二是私营企业研究的专属性质，导致重复投入或放弃实际上具有前途的努力。对于某企业来说，其他企业过去研发的宝贵经验会提高其后续研发效率，但其他企业不会公开其研发的经验教训，因为公开不会使本企业获益，却会使竞争对手得利。上世纪70年代，日本三洋制药公司和美国默克制药公司都在研发他汀类药物，1980年8月，三洋根据毒理学报告暂停了研究进程，默克公司听到谣言，说三洋的药物导致动物肿瘤，这导致默克公司也停止了药物研发。之后，默克公司多次访问三洋，但三洋拒绝提供任何关于研发的信息，即使通过买卖交易换取数据也被拒绝。

　　三是研发周期较长的产品，进入市场后垄断期可能较短，导致企业不愿投入研发。辉瑞公司最近停止了研发治疗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的药物是这一问题的最好例证，辉瑞给出的原因是专利期较短，而非缺乏资金。

　　还有一个问题是，私营企业的研发是利润导向的，这就导致私营企业不愿进行基础性科学研究。而恰恰是基础性研究才能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则应该在私营企业研究缺失的情况下填补空位。一方面，政府资助基础性研究会产生水涨船高的效果，使整个社会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政府加大研发支出会吸引企业也提高研发支出，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范内瓦·布什就指出：“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起搏器……如果基础科学知识依靠他国，该国的工业进步就不可能快，在世界贸易竞争中的地位就不可能强。”

　　美国在创新上出现的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对科学成为脱缰野马、造成环境污染、加剧军事对峙、触碰伦理底线等问题的担忧，再加上短视的预算法，政府削减了对科研的投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遇滞涨，80年代的里根新自由主义革命和反税运动，进一步促使联邦资金从科研项目中撤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再次挤压了政府对科研的投入。

　　1964年，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达到峰值，占GDP的2%，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一比值逐渐下落至0.7%。在政府淡出研发的过程中，私营企业并没有及时补位。这就意味着知识储备的增长放缓，长期则会产生低增长、低就业，并削弱美国的国际竞争地位。

　　两位作者明确建议美国政府应改变目前的做法，提高研发投入。那么，该投向哪些地区、哪些领域？他们在书中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建议将研发资金更均匀地分配给较为落后的地区，避免出现“马太效应”。政府应该加大科研投入的领域，则包括合成生物学、氢能源、深海资源等。

　　对于创新问题，特朗普政府发动的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使我们感受尤为真切。对中兴的处罚、对华为的芯片断供以及限制美国企业对我国很多高科技企业的产品供给，都使我们认识到研发、创新的重要性。格鲁伯和约翰逊在书中对美国所提的建议，很大程度上对我们也适用。创新对于我国尤为重要，只有坚持不懈加大创新，才能不断提高综合国力，顺利转变增长方式，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也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性、话语权。